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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座以瓷器为血脉的城市，在申遗路上跋涉多年，终获回响。
来源：新华社
在景德镇500余公里外的潮州古城，申遗之路才刚刚开始。
潮州古城。林文强 摄
一个是产业链申遗，跨越千余年，串联起原料开采、生产运输、贸易销售的完整瓷业体系；一个是古城申遗，要在2.3平方公里的历史城区里，梳理出千年的文化肌理与生活纹理。思路不同，路径各异，细品之下，前者却有可鉴之处。
“把人和房子一起保护”
景德镇和潮州古城，同样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保护。从1982年湖田古瓷窑址列入国保单位起，景德镇开始对窑址、御窑厂等进行考古发掘、本体保护展示和环境整治。潮州于1986年被列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后，在古城文物修缮、街巷微改造等方面的力度不断加大。
湖田古瓷窑址。来源：国家文物局
国家文物局对景德镇申遗的评估报告中，“活态遗产”“文化景观”“非物质结构完整性”是高频词。但11年申遗路，景德镇在方向上也曾踌躇过。
2023年，一位黎巴嫩世界遗产专家的现场考察，为已经筹备申遗8年的景德镇修正了方向——该专家认为，原本用一系列窑址阐述景德镇窑业历史的申遗策略相对零散，建议从文化景观的视角重新看待这个项目。循着这个建议，景德镇从手工瓷业的角度重新审视围绕制瓷形成的人地关系的演进历程，梳理出一个新的遗产框架。
这一改变藏着一个关键的逻辑转换：从关注冻结的文物到关注活态的有机体，人的活动在这条延绵千年的产业链中发挥的作用成为被提炼的重点。这不仅是申遗文本的书面改写，更是实实在在的保护举措的焦点转向。从原本1个点位扩展到5个片区共45个遗产点位，每一个都要达到世界遗产的申报标准，景德镇要做的比原先更多。最终，各方达成意见，选择了这条难而值得尝试的路径。
落马桥遗址展示馆。来源：国家文物局
从一个产业链看，景德镇在保护和发展的核心议题上做到了“活态传承”。约5.8万家手工制瓷作坊和约15万名陶瓷从业人员参与了它的保护，让传统技艺仍在生产生活中传承，老厂房、老窑口和历史街区在陶溪川文创街区等城市更新中获得新的使用功能，持续承担创作、展示、交流等功能，并为青年创业提供发展空间。从此，人们看到的千年窑火不熄，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窑炉仍在燃烧，更是瓷器、窑址背后技艺、社群、生活方式的连续性。
这一从物到人的焦点校正，也回答了城市申遗面临的一个深层次困惑：世界遗产究竟要保护什么？是物，还是物与人共同构成的生活整体？景德镇的经验表明，当我们将遗产理解为“文化景观”，人的存在即是遗产价值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也为潮州“活着的古城”申遗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切入口。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潮州古城研究专家库特邀顾问曹劲认为，潮州是全省除广州外拥有国家级文保单位最多的城市，跟已经成为世界遗产的古城相比，潮州现有的遗产丰富度、代表性以及保存状况都足以去申遗。“但更重要的是，这里还有屋檐下潮州人活泼的生活。潮州不仅是‘活着的古城’，还是潮州人的古城。”
目前，潮州古城里还生活着约5.6万居民，街巷肌理基本保存完好，工夫茶、潮剧、木雕、刺绣等非遗仍在日常中流淌。牌坊街两侧的骑楼下，老者冲茶待客，孩童穿巷嬉闹，学校、菜场、住宅等活脱脱的生活场所仍流动着人间烟火。千年古城生活方式的连续性，才是潮州区别于其他古城的核心辨识点。
潮州古城仍居住着5.6万原住民。刘梓薇 摄
“潮州申遗工作才刚刚开始，当下需要一个提炼古城‘突出普遍价值’的过程。用一段或者是几段精炼的表述，提纲挈领，让人迅速明白潮州古城的价值在哪里。”曹劲认为，所谓“活着的古城”，说明它有着连绵不断的历史，潮州可以重点关注其自唐宋以来生生不息的文化传承。
曹劲还指出，潮州要明确保护对象。“首先是它的古城格局，三山一水抱古城，这是很多我们国家其他古城都已经不具备的优势。古城的格局、街巷的肌理、重要的史迹，以及城中百姓的生活方式，都是潮州要保护的对象，潮州在前些年已经形成经验和基础。”她还提出要特别关注的是，如何把人和房子一起保护，这是目前关于国际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理念。
镇海楼。刘梓薇 摄
“原住民生活状态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对象，其承载的生活方式、集体记忆共同构成古城文化脉络和活态价值。人口流动需追求动态平衡，要防止空心化导致文化断层。”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雄安智慧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潮州古城研究专家库特邀顾问张仁仁认为，潮州民间深厚的宗族传统具备有效抑制居民大规模搬迁的底层逻辑，古城内不少老房子得以留存，能够为后代回流预留制度性通道，但常住人口动态还须持续监测，避免古城人口结构失衡。
潮州古城内，老人在歇脚聊天。刘梓薇 摄
找到可持续的生长路径
申遗不只是向后看，更是向前看。近年，世界遗产的评估逻辑中伴随着一个核心追问：它是否还活着？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教授林广思认为，当前文化遗产保护正在经历深刻转变，保护对象从单体文物走向文化系统，保护尺度从一个点走向一座城、一片区域乃至一条跨区域网络，保护方式从静态保存走向活态传承，价值目标也从获得名录认可走向增强文明传承能力。说到底，就是更加重视遗产地当下与未来的可持续性。
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来源：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会
回到最朴素的问题，景德镇为什么申遗？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景德镇申遗的目标是通过该途径来平衡城市保护和发展的关系，聚焦的问题是如何让以御窑厂为代表的窑址和城市实现有机融合。
景德镇瓷器。来源：景德镇文旅
而景德镇“瓷业文化景观”之所以打动人，在于它解决了遗产如何避免“冷冻式保护”的痛点。除了保护过去延续至今的手工技艺，更关键的是，这项传统技艺在现代市场中找到了自洽的生存逻辑，也实现了遗产的保护与城市的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
这些年，景德镇的转型为国内资源枯竭型城市提供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样本。当旧瓷厂相继破产，这座城市没有被废弃的工业遗存压垮，反而将其转化为吸引年轻人的创意空间。陶溪川文创街区由旧瓷厂改造而来，如今无数“景漂”青年在这里扎根、创作、销售，他们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在景德镇找到了手艺与市场的结合点。
陶溪川历史文化街区。来源：景德镇文旅
年轻人的入驻让城市废弃空间变废为宝，遗产也拥有了抵御风化的“免疫力”。景德镇通过价值认定，为城市找到一条可持续的生长路径——它不仅是“中国瓷都”，也是青年手工艺创客的“试验场”。
陶源谷·三宝旅游度假区聚集了多位国家级大师/教授以及“景漂”创作者，形成了一个开放的艺术生活街区。来源：景德镇文旅
申遗不是终极目的，而是城市重新发现自己的过程。在自我凝视中重新梳理城市文化基因，让文化赋能城市向上生长。潮州遗产与城市发展的矛盾是什么？古城业态“同质化”“去潮州化”，遮盖原本的生活面貌，挤压居民生活空间，“主客矛盾”日益尖锐，原住民有外溢风险。
潮州古城。刘梓薇 摄
潮州古城申遗能否成为破解古城保护与发展问题的关键？
这些年涌入古城的无数游人，无不因它的“老派生活气息”而流连。古城里，英歌舞、潮剧、红桃粿等沉浸式体验近年来逐渐在古城浮现。今年以来，潮州提出打造非遗生活之城，湘桥区首批30个“潮州·非遗生活现场”完成培育，将潮州人的非遗生活方式深度嵌入文旅业态，让主客在文化的连接中共享生活。
外国友人在潮州古城体验红桃粿制作。受访者供图
不过，随着游客量增加造成的交通压力、日用老店迫于租金压力退出等问题仍亟待解决。曹劲认为，原住民留存是活态传承的核心要素，申遗过程将倒逼城市管理者在旅游开发与居民生活之间建立可持续平衡机制，确保非物质文化与物质空间共同构成完整遗产价值载体。
潮州古城牌坊街业态同质化严重。刘梓薇 摄
“古城需要原住民，但不能只是留住老人。长远看，它也需要有活力的经营者入驻，且最好是长居古城的潮州本地居民，申遗的过程也会督促当地通过政策引导实现古城人口正常外溢和引入方面动态平衡。”张仁仁认为，文旅业态发展本质是市场自发过程，政府的作为关键在于通过政策准入引导精准人群流入，实现古城人口结构优化，重点吸引本地青年从业者扎根古城，形成“文化生产者一生活实践者一游客体验者”三位一体生态。
张仁仁表示，经济活力、遗产地居民收入提升与生活品质改善，是遗产地保护的目标之一，体现遗产“活态性”和“可持续性”，但反对以牺牲文化真实性为代价的商业化泛滥。申遗是长达数年甚至十余年的系统性工程，目的是以国际理念、国际视野、国际合作协同地方政府推进人居环境改善、资金筹措、机制创新及跨部门协作，不断推动古城的保护与更新工作。
在产业与业态方面，她建议，潮州古城可以聚焦文化产业大类，适当地通过税收减免、空间匹配、孵化支持等方式定向吸引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非遗、手工艺等契合古城气质的小微文创主体入驻，本质是通过集聚“热爱潮州古城的创新人群”实现业态与生活状态的有机统一。同时，“绣花式”厘清产权关系以便更好地活化利用空间，也是古城在自我迭代中需要更多关注、更多协作解决的问题。
淡季潮州古城北部人流稀少。刘梓薇 摄
讲述一个“面向海洋的中国”
景德镇的成功申遗，在于它着重呈现了瓷业生产对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相关申报人员介绍，其申遗过程中，将标准2（文明交流）与标准6（全球影响）的巧妙组合阐释，标准6所彰显的“全球影响”并非抽象的文化符号，而是依托标准2所揭示的“文明交流实现融合创新”获得了坚实的历史与技术支撑，二者叠加，向国际社会完整呈现了中华文明既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又能够反哺世界文明进程的开放胸襟与创新能力。
世界遗产委员会明确指出“自16世纪起，景德镇成为世界手工瓷业生产中心”，认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景德镇手工瓷业在10至19世纪对世界制瓷技术、艺术的融合创新，体现了人类价值观在瓷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交流，同时认为景德镇青花瓷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介绍，“中国风”是17至18世纪在欧洲兴起的一种艺术与文化现象。这一时期，作为中国进口器物代表的青花瓷所描绘的内容，为西方社会构建了一个引人向往的“东方世界”，因而深受欧洲市场的追捧，成为风靡欧洲的“中国风”核心元素之一。
中国瓷都潮州也有这样的故事可讲。与潮州古城一江之隔的笔架山窑遗址是宋元时期潮州瓷器外销的重要见证，潮州市博物馆考古部工作人员郑佩娜介绍，在东南亚等地出土、出水的完整瓷器，不少与潮州本地出土残片如出一辙。
潮州笔架山窑遗址。
近年，省市共同推动潮州笔架山窑址的考古挖掘和遗址公园的建设，目前已发掘的窑址有12条。考古发现表明，潮州笔架山窑的产品曾远销日本、印度乃至埃及，近年还找到了作坊遗址和练泥池等一些生产性的空间。笔架山窑出土的瓷器，在器型、釉色、纹饰上既有中原审美的影响，又融入了海洋贸易带来的异域元素——这种“混融性”，恰恰是海洋文明的典型特征。
笔架山窑宋瓷展首次梳理展出了笔架山潮州窑遗址考古成果。刘梓薇 摄
笔架山窑出土瓷器见证了宋元潮州外销瓷历史，随之带到世界各地的还有潮人、潮商还有潮州文化，它或许能为潮州申遗提供支撑。刘梓薇 摄
曹劲认为，当前潮州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梳理和提炼古城突出普遍价值，确定申遗主题方向，笔架山窑遗址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本身已具备丰富的价值，或许能够为潮州古城申遗提供支撑，但能否纳入古城申遗范畴，取决于最终申遗项目主题。
更值得挖掘的是“人”的维度。潮人、潮商千百年来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他们不仅带去了瓷器、茶叶，更带去了完整的潮人生活方式——工夫茶道、潮菜体系、宗族组织方式、民间信仰。在东南亚许多城市，潮州人建立的社区至今仍保留着鲜明的文化认同，他们在异域重构了某种“微缩的潮州”，这种文化的跨海传播与在地重塑，也许是潮州古城寻找世界坐标中的重要切口。
在申遗的语境下，潮州窑之于潮州不能只局限于“中国瓷都”的叙事框架，而应与潮州古城、与全球潮人网络、海洋贸易的整体功能逻辑相结合，形成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文化景观”叙事——它不是孤立的窑址，而是一个串联起海内外潮人、传播中华文明活态样本的“心脏”。从这个意义上说，潮州遗产的完整性，不在于保护面积的大小，而在于它的功能逻辑，在于能否讲清楚一个“面向海洋的中国”从古至今如何生活、生产，以及与世界的互动。
人与城的共生，过去与未来的链接，本土与世界的对话——潮州的申遗之路，才刚刚启程。这条路注定不会平坦，但它或许能让这座千年古城，在面向世界的凝视中，重新看清自己的模样，找到向上生长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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